回收還是不回收？制度信任的困境

為解決堆填區超載的問題，香港政府不斷尋求廢物管理的替代方案，同時鼓勵源頭減廢，回收是其中一個重點推廣項目。自「綠在區區」進行形象重塑並將服務擴展至全港18區，香港人對回收站的印象已從「陳舊、雜亂、骯髒的垃圾站」轉變為「現代化、整潔、具有教育意義的回收物收集點」，新建回收設施的到訪人次和收集得來的回收物亦隨之顯著增加[1]。

屢獲殊榮的綠在灣仔回收環保站（圖片來源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）

回收固然有利於社會公益。然而，在帶來社會效益的同時，市民卻要承擔個人成本 (如時間和交通費用)，因而造成兩難局面。若有大量「乘便車」的人士，回收率便無法提高。隨著社會上對回收的意識和普及度不斷提高，市民對回收站的成效也產生了憂慮。過去一些涉及「綠在區區」和屋苑回收商將回收物直接送往堆填區等醜聞，引起了全城詫異[2] [3]。

這些事件引發了制度信任危機，令人懷疑政府有否妥善處理回收物，以確保集體努力取得成效。事實上，制度信任度下降，市民參與回收的動力就越低。本地一家非政府團體的調查發現，市民對政府推動回收的決心信心不足[4]。2021 年，香港的回收率僅為 31%[5]，低於歐洲39%的平均回收率，這現象並不教人意外[6]。

如果制度信任取決於政府的回收工作，那麼香港的回收工作達成了甚麼？

一方面，由政府營辦的大型本地回收設施數目不斷增加，舉個例子，電子廢物由WEEE · PARK負責，部分廚餘則交由O·Park1處理；環保署亦成功重塑「綠在區區」和「綠綠收」的形象，革新了公眾對回收的認知。但另一方面，政府對中小型私營回收企業的支援卻不足夠，例如，早前香港首家、亦是唯一一家紙包飲品盒回收商「喵坊Mil Mill」，便因不獲續租而面臨停運。

WEEE·Park (圖片來源：環保署)

O·Park1 (圖片來源：環保署)

根據環保署數據，香港85%的回收物會出口到海外市場，只有15%在本地處理[7]。雖然中小型私營回收企業佔香港總回收量的比例不高，但事實上，它們在展示實際的回收過程、教育公眾正確的回收方法和推廣善用資源的概念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這些回收商奠定了本地回收能力的基礎，減低香港對回收物進口商之決策的依賴性和脆弱性。一旦發生出乎意料的變化，香港便難以處理過剩的回收物，例如2017年，中國內地政府收緊對混合廢紙的進口要求，以致香港有大量廢紙在街頭堆積。

2017年9月，香港的街頭堆滿廢紙（圖片來源：文匯報）

除了直接影響回收的政策外，垃圾徵費也可鼓勵市民回收，不過香港政府將垃圾徵費計劃推遲至 2024 年 4 月才實施，當局必須加強前期準備工作和配套措施，避免一延再延。此外，香港還須採取更積極進取的政策，逐步淘汰膠袋和餐具等一次性產品，單靠徵稅不足以產生有效的阻嚇作用。

回收不僅是個人習慣，更是集體行動。沒有政府和公眾的信任和貢獻，便無法令回收文化持之以恆。政府的政策可以塑造社會風氣和增加制度信任，進而鼓勵市民自發參與回收，例如直接財政援助、提供配套設施和土地租賃等。香港政府應立下決心，作出承諾，加強治理，以重新贏取市民對制度的信任。